日前，據一名蘇州人士反映，蘇州城郊一些村莊的村民前幾年因拆遷補償而富起來后，不少人終日無所事事，有的靠打麻將度日，有的甚至染上了毒癮，很多人因無度揮霍而返貧。他很困惑：“財富，帶給我們的究竟是福還是禍？”
無度揮霍讓農民返貧
蘇州江干區某鎮，2003年以來迎來拆遷高潮。這里的農民除了得到上百萬元的房屋拆遷補償款之外，還分配了安置房，戶均分配住房更低2套，最多4套。
“沒想到一下子就成了百萬富翁，該好好犒勞一下自己了。”買數碼產品，吃山珍海味，穿貂皮大衣……一位王姓拆遷戶的消費觀并不是個例。還沒拿到拆遷款，老王就把原來自己抽的十幾元一包的“利群”換成了四五十元一包的“中華”。錢一到手，他給自己和剛學車的老婆各買了一輛三十來萬元的小轎車。這兩輛車子，現在多數時間只是在家里的車庫待著。
拆遷補貼，讓農民過上了從未有過的幸福生活；然而，面對從未有過的巨額財富，不少農民不知所措，只顧眼前，得過且過。還有部分人沉湎于賭博，甚至染上毒癮。某社區的許某拆遷后拿到上百萬元的拆遷補償款和兩三套房子，就吃喝嫖賭、醉生夢死，沒幾個月跌落為村里的“破落戶”，債主天天上門要債。
這個鎮目前記錄在案的吸毒人員比2003年翻了一倍。一位鎮干部說，當地拆遷戶一夜暴富后又因為賭博、吸毒等原因而返貧者，保守估計有10%。
管理失位農民無所適從
“拆遷農民”問題頻出的背后，反映的是農民傳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受到沖擊甚至被顛覆，新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亟待重建過程中出現的陣痛。
“學好三年，學壞三天”，拆遷后的頭3年恰恰是引導失地農民步入社會發展正軌的關鍵。采訪中了解到，有不少拆遷戶不甘心坐吃山空，想做些投資，然而由于缺乏經驗，有些人把錢投給了私募基金、企業，結果“錯誤投資”，一輩子的心血付諸東流。
多少年了，習慣于稼穡耕耘；而今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。手中呢，又攥著大把的鈔票，該怎樣去生活？不少拆遷農民感到迷茫。一位鎮干部介紹，當地被征地拆遷的農民中“4050”勞動力占近四成，但有固定職業的不足1/3。囿于拆遷農民的能力，政府能為他們提供的就業崗位只能是一些清潔員、保安之類的服務型崗位。但是，幾百萬元的拆遷款再加上幾套回遷房，靠房租、靠村集體經濟分紅都能有不菲的收入。如此，就業心態發生變化也就在所難免。拆遷農民中，許多人寧愿失業也不愿干保安、保潔工作。“難道開著好車掃大街去？丟不起這人！”有農民這樣說。
要讓農民不是“富裕一陣子”
拆遷農民的生存狀況已引起了社會學界的廣泛關注。浙江省社科院一位楊姓專家深表憂慮：“支付補償款征地，是讓農民交出了世代擁有土地的權利，一夜暴富表面下，實質是一夜頓失立身之所。一旦拆遷農民因為揮霍征地補償款而返貧，許多問題會轉嫁到政府和社會身上，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。”
隨著城市化進程，新一批的農轉非人口正在各地誕生。如何把拆遷農民的短期富裕變成長期收益、讓他們不是“富裕一陣子”而是“幸福一輩子”呢？
有專家指出，目前，我們的社會對征地補償還大多是“一錘子買賣”、“一次性買斷”，普遍缺乏對征地農民正確的消費和投資引導意識，甚至對失地農民的警示教育都做得還不夠。對此，他呼吁：地方政府要完了地，還要從頭到尾管好人。
不少專家呼吁：拆遷人口管理的制度化建設迫在眉睫。這種制度，既要涵蓋他們的精神生活，也要涵蓋他們的物質生活。既要幫助他們轉變思想、提高綜合素質，也要關心他們的就業狀況、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。同時，這種制度還要幫助拆遷農民完成從農民向城市居民身份的轉變。
■ 評論 別跟農民做“一錘子買賣”
工業化、城市化快速推進，征地拆遷不可避免，關鍵是要明確政策導向和制度設計。對農民的征遷安置不應是簡單的經濟補償，與農民做“一錘子買賣”，更應該考慮如何保障好農民的長遠生存權、發展權。
要從制度上規定，把土地收益主要用之于農民。制定合理的補償機制，引導和幫助失地農民積累資產，促進失地農民生產性就業。充分尊重農民意愿，讓農民平等地參與到農村土地市場的開發中來。
